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耿永红

太阳把光明带走之后,黄昏就紧逼了过来。暮色正一寸一寸爬上来,再一点一点渗进我的身体。想到未来那些无穷无尽的黑暗,将会像黏稠的沥青,不由分说涂满我的身体,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路两旁密密麻麻布满的都是庄稼、青草,散发着植物的气息。蜻蜓喜欢草尖,累了就憩息一会儿,草尖就是它们临时的家。而高处,蝙蝠在天空飞舞着,它们的舞姿优美,它们的自由、欢快让人嫉妒。

天渐渐黑了。

无论怎样延宕,蚂蚁一样慢慢挪动着步伐,还是离家越来越近了。事实上,和我一起回家的还有一个女同学。她有时劝我几句,大部分时间不说话,就那么静默地陪着我走。从远处看,这是多么奇特的一景:两个少女,正处在黄金时光,却脸色阴郁、步履沉重,看起来那么不快乐,仿佛她们之间闹了矛盾,没有笑声、没有歌声,沉默像是502胶水,粘住了属于这个年龄的活泼、灵动。路两边的杨树静静伫立着,若是有风拂过,就会很开心,拍着巴掌,轻歌曼舞,仿佛生活一直是这么美好,需要它们由衷地表示赞美。

自行车丢了。

是我家的。放学之后,在老地方,它不见了。我就开始找,我的同学也帮我找,整个校园转了几圈,还是没找到。师生像潮水一样涌了出去,整个校园空荡荡的,仿佛一个被铃声吞吃掉了肉馅的大包子,只余下一张干瘪的皮,软塌塌地伏在那儿,了无生机。一个女同学一直陪着我,她那扎得高高的马尾辫随着急急忙忙走路的姿势,一荡一荡的。当校园里的人越来越少时,我已经濒临绝望的边缘。她告诉我,她决定陪我回家,一起把这个黑暗的消息告诉我的家人。我没有拒绝,因为我已经六神无主、不知所措了。自上学以来,我遭遇了平生一件大事,把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给弄丢了。

那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,已有近十年历史,整个躯体早已破旧不堪,没有车铃,链条锈迹斑斑,若不及时上缝纫机油,就会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,仿佛老鼠咬木头的噪声。按年龄来算,这辆车子已经进入了暮年,可谓是我家的功臣。车子是二八加重车,飞鸽牌。它是父亲出远门办事的必备工具。我家穷,子女多,父亲经常做些小生意贴补家用。家里这辆唯一的交通工具被我弄丢了,按父亲暴戾的脾气,会有怎样严重的后果呢?

因为家庭经济压力很重,父亲一向不苟言笑、面色严峻,他的眼光拂过,我们就会感觉有一阵冷风刮过,禁不住会打一个寒噤。但父亲也不是一味地严肃,总还有例外的时候。上小学三年级时,我得了一场怪病,头晕、乏力,不想吃饭,总是嗜睡,吃药、打针也没治好,上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只好休学回家。农村人信奉偏方治大病,父亲便骑着这辆自行车带我踏上了治病之旅。邻居古道热肠,一有相关治病的消息就通知我父亲,于是东南西北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。有的路段不好,只是一条庄稼地里岔出的羊肠小道,拖拉机和架子车的车辙很深,走起来坑坑洼洼的,七颠八倒,会折损车子的寿命,父亲就会让我下来,他推着车子走;有时正好刚下了雨,道路被泡得软乎乎的,根本无处下车,父亲就索性扛着车子前进。那时的父亲,身体强健,孔武有力,那么笨重的车子扛在肩上依旧大步流星,仿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我跟在后面一边小跑着,一边用钦敬的目光追随着父亲。

也有这样的时候,经过漫长的跋涉,因精力消耗太多,我坐在车子后座上,疲乏无力,昏昏欲睡。父亲怕我打瞌睡从后座上掉下来,就努力给我讲笑话,有的笑话一点儿也不好听,我听了无动于衷;有的笑话很好听,我听了哈哈大笑。父亲看到我笑得开心,也笑了。我们笑得车子微微颤抖、身子东倒西歪,仰脸望向天空,天空湛蓝明净,仿佛被我们的笑声感染,也是微微颤抖。后来每每回望,于记忆深处,我都能在某个时间、某个地点,看到一个刚劲有力的人在努力蹬着自行车,后座坐着一个穿花格子上衣、扎羊角辫的小女孩,他们有说有笑,他们的影子在一条长长的路上前进着,最后风驰电掣一般,人和车都消失在路尽头了。

如今,这辆为我家立下汗马功劳的自行车,却被我弄丢了。

女同学一路都在咒骂着小偷儿。她脾气一向泼辣直爽,这时正像一只被惹急了的蜜蜂,恨不得以性命相搏,将毒针刺向可恨的小偷儿。虽然我们走得很慢,但还是到家了。屋子里透出昏黄的光芒——平时看似像烤黄的面包一样温暖的色彩,此时分明有了冷峻感。因我比往常回家晚,母亲正焦躁不安。面对家人,我说不出一句话,女同学就替我把丢车子这件事情讲了一遍。屋子里先是静默,使人压抑、憋闷。隔了一会儿,似乎没有想象中的暴风骤雨,父亲和母亲也没说什么,只是淡淡说道:吃饭吧,天晚了。也许是因为有女同学在吧,他们虽脸色不好,也不便发火。

忐忑整整伴随一夜,我都没睡好。女同学劝慰了我几句,就进入梦乡了。院子里很安静,偶尔会有几只狗的吠声遥相呼应着。地上没有月光,浅蓝色的窗帘外面一片漆黑,偶尔有几只蟋蟀歌吟,似乎生活之于它们就是永远无休无止的抒情。迷迷糊糊,似睡非睡,丢车子这件事,像块大石头,沉甸甸地压在心底。

直到第二天上学,父亲和母亲也没就这件事情发表任何看法,仿佛丢自行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,仿佛这件事情根本微不足道。但很久以后,听母亲说,我也才知道,父亲在第二天上午就去了学校,将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找了一遍,但终归还是没有找到,车子是真丢了,再也找不回来了。随后的几天,父亲也没有在我面前说什么,我不知道这件在我看来天大的事,为什么父亲会选择隐忍,为什么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过去了。时间久了,这件事情也淡化下来了。只是每想到这件事情,我心里都会隐隐作痛,那辆自行车就这样销声匿迹了。

那个女同学初中毕业后去了湖北武汉发展。初始,我们书信来往频繁,她在信中谈及工作、恋爱以及在城市生活的种种感慨,还寄来相片,说是在武昌照的。相片中,她站在一处莲花池畔,看上去知性、明媚,和在初中时期的青涩、稚嫩相比,仿佛是一只脱掉躯壳的蝴蝶,涅槃之后,完全是另一番天地了。再后来,我们就失去了联系,彼此之间亦是“渐行渐远渐无书,水阔鱼沉无处问”了。茫茫人海,她把我丢了,我也把她丢了。

后来,说到这辆丢失的自行车,父亲说:“车子丢了,再发脾气有什么用。改变不了的事情,就是再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,就当没发生过吧。”说这话时,父亲正坐在椅子上抽烟,抽得有滋有味。他的头发已经花白,脸上深纹历历,身上全是时间碾压过的痕迹。我恍然想起,父亲当年骑着那辆飞鸽牌二八加重自行车带我看病,看到一个刚劲有力的人在努力蹬着自行车,后座坐着一个穿花格子上衣、扎羊角辫的小女孩,他们有说有笑,笑得车子微微颤抖、身子东倒西歪。仰脸望向天空,天空湛蓝,仿佛被我们的笑声感染了一般,也微微颤抖,然后风驰电掣一般,人和车都消失在路尽头了。

那一年,我上初二,十四岁。

文章来源:http://www.zmdnews.cn/2021/0821/660615.shtml